湖北省级步行街添两名“新成员”

职业教育的地位要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争夺的势头不减，例如成都重庆争抢富士康，各省频出高招抢占傍央企大款。随着各省经济年报的陆续出炉，地方GDP数据成为中国经济减速中的一抹亮色。

2012年内蒙古以15%的目标位居首位。如此GDP为纲的思维模式和政绩考核，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将强化这种传统的更注重短期利益的模式。从地方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特征日益显化：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力，地方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已然破局，东淡西进的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政治年的经济牌中西部地区的GDP目标仍是十分强劲，GDP指标在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的2012年中的作用或许仍会强化。而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调结构的目标也并不是那么给力，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拉动依然十分突出。

总体来看，尽管在2012年中国地方两会陆续拉开大幕之时，部分省市纷纷高谈淡化GDP，但却一时半会却难以打破这种过去很长时间内形成的唯GDP作风的路径依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唯GDP主义恐怕还将持续，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投资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中西部自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便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绿洲，而目前这种东慢西快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不断被巩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诸侯GDP崇拜的态势难抑，中西部地区很大程度上正在复制过去东部沿海经济的发展模式。其实，能否告别唯GDP的经济增长，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政策操作，而是取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推进的可能。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投资仍然是主要动力，名义增长23.8%，由于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由于房地产调控而带来的投资减少，增速与2010年持平，对GDP的贡献度达54.2%。

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让民间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设立，活动起来。

以广东、北京、上海十二五8%的增长目标和发展文化产业为据，也缺乏说服力。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但如果想推进改革，应当展开研究和讨论，进行必要的准备。

今年面临换届，决策者以稳为重，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能改变，怎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和增加百姓的福利？怎么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唯GDP的增长是改变不了的。欧元区17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维持3A的最高评级。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

因此，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大调整的任务。因为，对于三地来说，8%的目标也是超过潜在能力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圈地、搞开发区、增投资、上项目的口号。

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告别唯GDP时代，似乎有些过于乐观。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

现行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太小太弱，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以党代政，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这既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也是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欧债危机深化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了一个长期疲软和衰退的境地。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一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

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货币宽松，财政吃紧，风险和危机大增。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

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三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但究竟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家。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安过渡，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那么顺利。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

从经济增长来看，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分别为9.7%、9.5%、9.1%和8.9%。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也寄希望于改革和调整的推进，近期内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的希望不大，小的调整还会出台。

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地区性的冲突更是无法避免，美伊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被下调两个评级。

几个危机国家虽然通过政府更迭，削减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但没有欧盟的支持帮助和一致行动，单靠危机国家是不可能的。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

但是，上个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未能取得足够的突破，无法解决欧元区的金融难题，欧洲领导人近期采取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内部存在的系统性压力。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

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现行维稳办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